摘要。東浩紀。杜斯妥也夫斯基之最終主體。
「今日支持寬容他者的哲學原理，恐怕僅存家族相似性、或『誤配』一類了。」
杜斯妥也夫斯基既是保守主義者卻同情恐怖主義者的矛盾，在巴赫金處被稱為多音復調，勒內基拉爾認為這種辯證發展對應西歐史，東浩紀則將其對應於當代社會。這種矛盾亦可見於盧梭，但卻與杜氏不同，如果說盧梭體現戀母情結，那麼如佛洛伊德〈杜斯妥也夫斯基與弒父〉，杜氏體現的是弒父面向。
本文是東浩紀出於「如何超越恐怖主義與虛無主義」的問題意識，所思考的主體哲學；而所謂杜氏的最終主體，即觀光客的主體／郵政諸眾。如果檢視其生前著作，可以看到三種主體：杜氏唾棄的《怎麼辦》中偽善的烏托邦社會主義者，對應國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；《地下室手記》忿忿不平且試圖置身事外的地下室人，對應社群／民族主義或川普政權；《群魔》漠然操弄他人的虛無主義菁英，對應新自由主義IT企業或工程師。
東浩紀以德勒茲進行詮釋，空想論者、地下室人與漠然菁英體現的正是虛構、受虐（唯有自我）與施虐（唯有超我）的倒錯；空想論者尋求動物化的烏托邦，地下室人詛咒著理想，冷漠症陷入虛無主義，三者存在著辯證統合的過程：地下室人超越空想論者，冷漠症超越地下室人。杜氏最終的作品是未竟之作《卡拉馬助夫兄弟們》，可以說是尋求著自冷漠症的解脫；東浩紀認為這問題對應著為了重建普遍空間，應該尋求的即是超越虛無主義的「最終主體」，換言之要導入觀光客誤配的郵政空間。
這個最終主體在原作中只存在契機，但透過龜山鬱夫出版的《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續編空想》的推論，這是暗殺皇帝（弒殺象徵父親）的故事；阿遼沙要在其中超越作為漠然主體的柯里亞與伊凡。舊卡拉馬助夫家族崩壞後成立了阿遼沙作為父親、柯里亞作為長兄的新卡拉馬助夫家族，阿遼沙無法成為父親，他什麼都做不了，是連自救也無法、卻被作為孩子的地下室人所圍繞無能父親，這個無能即超越的可能。
從空想論者到地下室人，是杜氏被判刑這一象徵閹割的結果；患上冷漠症則是忘卻閹割的結果，最終這種閹割還是要歸還。在超越自由主義的偽善、民族主義的快樂陷阱、全球主義的虛無之後，到達被孩子們圍繞的無能主體：這就是觀光客的主體，被閹割的無能主體；但它不只是無能，它沒有放棄改變世界，孩子們會改變世界。
伊凡與阿遼沙以孩童苦難為題的著名對話中，伊凡指此時此刻有無數無辜孩童正經歷苦難，「這個」孩童的是未來救贖所無法償還；伊凡（超克者）的冷漠症能忍受一切無理，卻無法容忍孩童的苦痛，孩童的苦痛是施虐狂的自我復歸，這正是超克者的弱點。山城睦與番場俊指出〈少年們〉的顯著場景：阿翏沙愛犬茹奇卡的復活，茹奇卡只能是茹奇卡，所以傷痕絕不會在未來的救助其他犬隻時療愈，地下室人以此為由否定烏托邦。但茹奇卡死後彼列茲汪成為了茹奇卡，茹奇卡以新關係的形式被復活；如同阿遼沙與柯里亞的關係被卡拉馬助夫式兄弟愛置換，這是森有正稱為「復活」的以突發事件形式出現的新關係。
伊凡認為「這個」孩童無從救贖，而復活寓言正描繪「這個」性被消解的瞬間，杜氏描繪了治癒傷痕的奇蹟。這就是番場所謂「阿遼沙是阿遼沙這件事，本就是偶然…就像復活的茹奇卡作為彼列茲汪重新到來，新阿遼沙亦作為一可交換的偶然身體復歸，同父親開啟將偶然轉向必然的新運動」。孩童偶然出生又偶然死去，而後新孩童偶然出生，有朝一日成為必然；阿遼沙之死可被這種常稱為「家族」的運動超越。無能的主體絕非無力，他將命運交與孩童，世界由孩童們改變；他脫身於「這個」性的孤獨重力，從而脫離冷漠症的虛無主義。
空想論者主體的自由主義之普遍主義，被地下室人主體的社群主義之國家主義所超越，再到超克者主體的新自由主義之個人主義，杜斯妥也夫斯基的最終主體，就是孩童環繞之無能父親主體的觀光客之誤配空間。在家族相似性的基礎上，對待世界應如父母對待孩童，對待他者應如同對待新生兒；孩童令人怖懼，最親密卻擴散增殖到不可見處，內部瓦解我們的人生。哲學家都討厭孩子，但我們都曾是令人怖懼的偶然之子。海德格的錯誤在於他並未立於生育的父母立場，而立於孤獨死去的孩童立場構想哲學；作為存在死是必然但生是不必然，因出生時我們都不存在。此處所謂父母是象徵的父母：身為父母就意味著生產誤配，然後受偶然之子環繞。
